红灯区与艾滋病――四川项目的初步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潘绥铭、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潘滢
这是我们对四川省境内3个红灯区的考察报告。我们于2001年7月25日出发，到2001年9月3日返回，总计在现场进行了40天的参与观察与访谈。
参加者中除了潘绥铭之外，全部是女性；而且后5 位是前两位的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这项工作是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项基金的项目，名称是《四川省城郊/路边性产业中的风险行为的形成因素与最佳干预方式的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国家项目办和四川省项目办的大力支持。
由于当地政府对该地的性产业都非常敏感，而且我们在现场工作时已经向当地政府承诺，决不透露该地的名称；因此我们将不直接写出具体地名，而是使用代号。同时，出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所涉及的任何场所名称和个人姓名都是化名。
本项目选择了A镇、B镇、C区这三个红灯区。它们都在成都以南的四川腹地，相距不超过50公里。它们都是镇一级的行政建制，都是城郊、路边类型，都拥有数十家性产业营业场所。在我们调查期间，它们都处于正常营业状态，没有遭到“扫黄”。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地方，是因为2001年3月－4月，本课题组的3位成员曾经专门到成都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半径120公里的范围内，察看了性产业的概况。当时累计发现7个红灯区，都拥有20家以上性产业营业场所。但是到我们开始执行项目的时候，其中的两个红灯区已经被扫除，短期内不会恢复，因此不得不舍弃。另外一个则是因为当地领导不同意进行调查而放弃。最后一个则是该地由于自然萧条而规模缩小，只剩下不到10家营业场所，因此我们也放弃了。
我们首先全体到达第一个地点A镇，在那里连续工作18天。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2001年3－4月的“踩点”工作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A镇的性产业相对地历史悠久，经营方式已经非常规范，组织管理也非常完善，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意识也相对更强。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较发达”的典型，试图首先从中获得可供后来参照的信息。
第二，那里的老板和小姐的安全感相对更强，更加容易接受我们的访谈。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培训调查队伍和获得经验的“练兵场”，然后再去突破难点。
完成在A镇的工作后，我们原计划到一个县城的边缘地带，考察某个性产业场所多达80余家的著名红灯区，但是被当地最高领导坚决制止，我们只好兵分两路，分别到B镇和C镇进行访谈，累计分别连续工作22天。
我们运用“入住式社区考察”的方法，对位于3个不同县市内的3个红灯区、38家性产业经营场所进行了参与观察与访谈。我们累计访谈和观察了142位小姐；38位客人；31位与性产业相关的男女。
我们要说些什么新东西？
时至2002年，关于“小姐”和红灯区的书虽然仍然很少，但是在报刊上和网上，各种文章正在逐步增加。普通人对于这话题也已经不再陌生。
如果仅仅是红灯区的地点不同，仅仅是材料更多、情节更细，那么我们就不会写，读者也不会看了。
我们将把自己的新收获呈现给大家。
性产业工会
性产业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它虽然在古今中外都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解决起来的方法却大相径庭。在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里，尤其是在欧洲，对于性产业“非罪化”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人们日益乐于承认：性工作也同样是一种工作；性工作者当然也就是一种工人；是工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工会；有工会才能更好地管理性产业。
当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中国是很难走上这条道路的。
2000年5月，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要求中国允许妇女作为“性工作者”出租自己的身体。该委员会说：卖淫是妇女使用自己的身体“从事再生产的权利”。
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联合国《消除各种形式歧视妇女公约》的执行情况。我们中国是该公约的165个签字国之一。但是该委员会的要求并没有任何强制的约束力，所以我国政府也就未予理睬。
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今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旧规都可能改变，哪怕仅仅是在局部和微观的层面上。
我们三生有幸，遇到了一个性产业的“工会”。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个；也不知道它将来的命运会如何；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对那些睁眼看世界、睁眼看现实、真心诚意脚踏实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只顾保官和做秀的人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准奴隶制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平面，那该多好啊。可惜，就在离性产业工会所在地不足百里的两个红灯区，我们却看到了并且体验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女孩子们骗来、关起，逼着她们投入性产业。然后，翅膀长硬了的小姐们就会飞到别处去。
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红灯区，就连这样的单个的性服务场所也没有见过。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中国仅有的，也不知道它们何时才会转型。但是我们却知道，目前这样的“扫黄”对它们仅仅是“风过草抬头”。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既不是由于老板们生性凶残，也不是由于简单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长官经济”的不可救药的产物，尽管当地的性产业实际上确实并不是哪级政府或者任何官员所提倡或者鼓励的。
“吧哥”
他们是准奴隶制的产物，既是雇员又是帮凶。他们与珠江三角洲的“鸡头”相比，控制的小姐更多；与“妈咪”相比，控制得更狠；与黑帮老大的“马仔”相比，没那么有权，与过去文艺作品里的“狗腿子”相比，则没那么恶心。
客人与小姐的博弈
过去，我们对小姐了解得相当多；这次对客人的了解也不少；可是最令我们开窍的却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奇闻轶事，而是双方之间的“打牌”。谁说小姐是来者不拒、见钱眼开、听凭摆布？谁说她们只能单方面地忍受“性剥削”和“性奴役”？谁说客人就一定会欺负小姐？长期以来，这样的描述充斥了人们的大脑（包括我们自己），引导着人们的思路和道德判断。它唯一的小毛病就是以偏概全。
实际上，就像任何一种交易一样，就像中国加入“世贸”一样，在更多的情况下，“大个子”虽然凶，可是小个子也有小个子的办法，最终要么双赢，要么双输，反正先得较量一番再说。尤其是，小姐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哪怕她是被迫投入这一行的也罢。
小姐的业内感情纠葛
小姐会不会爱上客人？那爱是爱人还是爱钱？客人会不会爱上小姐？那爱是爱人还是爱性？这样的问题，细琢磨一下，实在是一叶障目（我们以前也是如此）。
就是因为我们把小姐和客人之间的复杂多样的关系，给定义为单一的“做买卖”，我们就只能认为爱是不可能的。其实，老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因此，即使在一般的商战中，也经常发生仇敌相爱的事。那时，我们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打死也不信，还常常演到电视上、电影里，让观众连眼泪带钱包一起往出掏。
性病问题
传播性病，这也是一般人歧视甚至仇视小姐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一个刚刚从农村出来的，甚至是在性产业里被“开处”的小姐，她的性病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因此，小姐毫无疑问首先是性病的受害者。可是有人就是不服，说：第一次嫖就被传染性病的客人，就不是受害者吗？结果，这变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变成了谴责小姐“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的理论依据。
其实，这既不是一个事实究竟如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争论：更应该同情谁？
我们并不隐瞒我们的道德立场，因此在我们大量、细致的记载中，您会更多地看到：预防性病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首先掌握在客人的手中，其次掌握在那些能够专业化的小姐手中。
对策建议
说实在的，我们对这题目早就烦透了。司马光如果不去砸缸，而是伸过去一些小枝小叶，能救得了谁？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你想开窗户，大家都会反对你；可是如果你说要拆房子，大家就会说：那还是开窗户吧。
就我们所知，而且包括我们自己的建议在内，目前几乎一切所谓的“对策”都是折衷主义的范文。可是，所谓折衷，其实只不过是双方互动的客观结果，逃也逃不掉的。如果一开始就朝着“折衷”前进，那么其结果就只能跌落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上。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不能“因善小而不为”，而且在这方面，除了“加大扫黄力度”这样的昏话和废话之外，就连鸡肠狗肚那么小的对策都很缺。所以，我们专门对于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建议。
至于针对性产业的对策嘛，我们恐怕很快就没有建议权了，因为A镇的“工会”的实践，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认识上的新意
实地访谈的资料永远是社会学的根基，也永远是做出任何一种道德判断的前提。因此，我们仍然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做出一些基本的描述。尤其是，我们所写的这三个红灯区，与潘绥铭以前所调查过的红灯区都大不一样，而且第一个红灯区与后两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更值得一书。
在潘绥铭的前两本关于红灯区的书里有一种倾向，就是“材料不够，分析来凑”。现在我们的材料足够丰富了，因此我们的写作风格也就变成“展示为主”。我们尽可能多地把实地访谈资料摆在书里，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话。我们希望读者看了以后，能够得出自己的印象和认识，而不是听我们喋喋不休。
写作者都是社会学界的成员，因此我们试图运用一些社会学的成熟理论，对于性产业做出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于红灯区和性产业研究，乃至于所有亚文化群体的研究的发展来说，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描述社会现实的层次之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研究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智慧和思想。尽管我们自己现在也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是我们努力了。
除了潘绥铭之外，本次社区考察的参与者都是女性。她们虽然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接触红灯区和小姐，但是获得的资料却极为丰富和深入。她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发现了许多男人不容易发现的现象，得出了许多男人理解不深的认识，给我们极大地增辉。[1]例如，关于小姐们“破处”的情况、具体的性行为方式、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情况等等，恐怕男性就不容易访谈到。尤其是，她们还访谈了38个男客人，就更加难能可贵。
红灯区对于社会学的意义
所谓“卖淫嫖娼”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所谓“性产业”只是一种行业划分；所谓“扫黄”只是一种政策作秀；可是红灯区却是一种现实地存在着的社会实体。如果其中没有某些与整个社会相通的、而且可以解释整个社会的东西，我们也就不会屡次地紧紧抓住它不放了。
红灯区的社会学意义非常重大。
1.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的里里外外，各个社会阶级一应俱全、壁垒森严、你死我活却又齐心协力，无疑是研究阶层、生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极好范例。
2. 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在强大的扫黄压力下，红灯区却仍然能够成为现实的经济共同体，能够获利，能够长盛不衰，能够协调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意识形态冲突和个人的不同的理性选择。这，即使是仅仅从经济管理的层面上，也足够我们研究一气了。
3.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以男权中心的社会”主要地不是以男性的个人行为，而是以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结构来维系的话，那么红灯区就是最好的例子。凡是旨在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如果没有涉及红灯区，那可就太不可思议了。
4.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看，红灯区的老板们能够把情愿和不情愿的诸多小姐维系在一起；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夫妻店却能够协调与整合为一个红灯区共同体；这里面如果没有什么值得深挖的奥妙，那才怪呢。
5.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里，老板们的社会网络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而小姐们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网络，在红灯区的网络里又处于边缘状态，不得不去开拓自己的新网络，不得不与老板的网络发生“串联”或者“并联”。这样易于剥离的线索，这样鲜明的对比，这样集两个极端于一身的状况，这样的网络交叉与延伸，真真是社会网络理论得以创新的用武之地。
6. 从社区研究的视角来看，至少对于当今中国的城市社会而言，我们实在找不出比红灯区更加标准的社区了。如果任何一个居委会或者街道居然都能够被冠以“社区”之名，那么我们就更加没有丝毫理由不去着重地研究红灯区。红灯区是自发形成的，不但内部高度同质而且所有的社会活动近乎单一，地理界线鲜明，具有自己独特的整合机制与运行机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及其标志。可是，它又不是计划经济或者社会强制的产物，不是科层制的统一体，不是仅仅聚居，不是昙花一现。所以，在当今中国，任何一种关于社区的理论，如果不是从红灯区研究中产生出来的，那就必然事倍功半。
7. 从社会设置的视角来看，红灯区无疑是一种越轨，但是它的独特社会学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越轨。在当今中国，许许多多的越轨是违法不缺德，例如走私、浪费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则是缺德不违法，例如杀熟、落井下石等等。除了刑事犯罪以外，既缺德又违法的越轨现象并不多，红灯区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红灯区既越轨又需求强劲市场广阔、既被严打又被保护、既是千夫所指又是一些人的生计所在。甚至可以说，如果还有什么社会问题足以把中国人分成不共戴天的两大阵营的话，那么红灯区不敢说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如果要研究越轨，要研究那“轨”是怎么设置的，为什么设置的，又是怎么和为什么被“越”的，那么请到红灯区里来。
……
反过来，红灯区对于社会学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1. 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究竟是不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一切社会运行的基础？如果不是，那么，实行自由雇佣制度的A镇与实行准奴隶制的B镇和C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实行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产业场所里，有的小姐是被迫的，有一些却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修正，例如“三种资本理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在红灯区研究中得到检验。广而言之，红灯区就是社会结构研究的麻雀和小白鼠。
2.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霸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把个体的一切行为都解释为趋利避害的活动。我们在红灯区里也确实看到：在同一的环境中，小姐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但是，这种现象究竟是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还是证伪了它？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行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主体靠什么作出选择（靠情感冲动或者趋利避害），还是客观上的可选择余地到底有多大（环境允许作出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选择）？这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主战场，而红灯区研究则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学的反击前沿。
3. 红灯区也是对于许多所谓“女性研究”的一种挑战。一方面，客人与小姐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也就是说，小姐究竟首先是“女人”，还是首先是“工人”？另一方面，我们究竟应该仅仅盯住男人和女人来说事，还是应该把性别之间的权势关系，置于整个红灯区内外的社会结构之中来解释？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至于堕入兴娼与废娼之争的深渊，就能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4. 在过去的中国，社会如果想要组织起来，一靠纵向的集权，二靠横向的亲情；现在又加入了无孔不入的利益（所谓金钱社会）。在红灯区里，这三种组织方式都存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那么就不仅仅是研究红灯区的成果，而是组织社会学的大成功；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成果，而是真正的本土的原创。
5. 红灯区的店与店之间的关系、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为个人网络的结构；可是在每个店里，老板与小姐之间却是金字塔结构，政府的整体与红灯区的整体也是金字塔结构。那么，这两种性质的结构，为什么居然能够在同一个时空里协调运行？究竟是社会网络理论过于平面了，还是科层结构理论过于狭窄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们的结合点或者冲突点，相信这两种理论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6. 红灯区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至少对于当今中国城市中的所谓“社区”来说，它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的理论难点。难道因为单位分房而不得不聚居在某个地方的一群人就天然是社区？难道居委会从垂直领导变成居民选举，那个地方就必然变成社区了？难道那些三教九流混居的地方、那些一盘散沙的地方、那些除了地理名字就无法指称它的地方，也能够称之为“社区”吗？如果不解决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只是一味地作对策研究，那么不仅整个社区理论没前途，对策至少也会是云山雾罩，甚至会南辕北辙。反之，红灯区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可以促使我们回溯到问题的本源：在中国，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 当年毛主席写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现在只要换成红灯区，就绝对是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题。只不过需要更深入一些：文化是海，法律只是舟，还是相反？社会设置的基础究竟是利益还是民心？对红灯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究竟是金字塔的脚丫子风化了，还是墨迹扩散了，还是“煮豆燃豆萁”，还是“欠债还钱”？
附：详细报告摘要
第一部分 曲径通幽――“小姐培训基地”
世界各国的性产业里，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实行准奴隶制的场所或者地区，中国也不能例外。只是，我们以前虽然在南方沿海和中南腹地都调查过红灯区，在全国各地也是有性产业必看，却一直无缘目睹这样的情况；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我们所调查的后两个红灯区B镇和C区，距离第一个调查点A镇只不过100华里之遥，但是性产业的生产关系却有着天壤之别。
B镇和C区都被当地人自己称为“小姐培训基地”。
这首先是因为，这里的小姐原来几乎全都是“局外人”，是被骗到这里之后，才首次投入性产业的。
按照当地吧哥刘大侠的估计：这里70％的小姐是被骗来的，只有30％是自愿来的。其实，这个吧哥出于自身的利益，把自愿来的小姐估计的太多了。另外一位在外上大学的当地男青年，则出于道德义愤，又把被骗来的小姐估计的太多了。他说：这里的小姐百分之百是被骗来的。
可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两个地方实行的是完完全全的准奴隶制[2]。所有新来的女孩都被关押、被强迫，只是程度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但是恰恰因此，新来的女孩子们一旦在这里被强迫投入性产业而且适应了它，就会逃走，跑到别的地方去做。即便是不做就逃走的女孩，也等于是“经风雨见世面”，以后再投入性产业的可能性大增。所以，这两个红灯区就成为“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地方了。“小姐培训基地”就是由此而得名。
在B镇，旅馆老板娘沈姐说：因为来这里的小姐都是刚入道的，所以这里消费低。刚刚做的小姐都比较干净，没有病。可是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最长的一年，小姐就会到别处去，到挣钱更多的地方去；所以这里是培养基地。
C区的一位吧哥是这样总结的：我们有我们的特色。客人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小姐年纪小，又都是新来的。在B市、成都，小姐们都太老练了，结果不是客人耍小姐，而是小姐耍客人。总之，我们这里的小姐新鲜。可是，“这里是培训小姐，（她们）学会了就都飞走了。”
一、 内部管理规则
（一） 价格
无论是在B镇还在C区，对于客人来说，最主要的开销就是付给老板的“台费”，无论“素台”还是“荤台”都一样。此外的餐饮费等等可以自己选择，不吃不喝也行。
“台费”是每个小时20元，不足一小时也是20元。但是多数“堂子”都是把2小时算作一个单元，实际上就是最低消费40元。不过，由于生意不好，客人如果非要只耍一个小时，老板往往也就忍了。
（二）吧哥、吧姐
B镇和C区的红灯区的一大特色，就是有一个“吧哥（吧姐）”阶层存在着。我们在全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
吧哥说的是男人，吧姐说的是女人。他们受雇于老板，主要的工作有三项：
第一， 看管好小姐，别让跑了；否则扣工资；
第二，一直跑到马路中间去堵车、拉客，常常像是奋不顾身地堵枪眼；
第三，关照客人，包括把捣蛋的客人暴打一顿。
因此他们必须没日没夜地首在大门口。一般的老板都有两个吧哥吧姐，多的可以有四个。他们的月薪在800元左右，但是他们都喜欢说自己每个月挣1000元。
吧哥吧姐与东南沿海地带的“鸡头”的主要不同在于：他们只是老板的雇员，只是管理层，而鸡头则往往是独立地个体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吧哥吧姐更像是“妈咪”，只不过C区为了维持其准奴隶制，不得不多用男人，少用女人，所以“妈咪”这个词才流传不开。
二、小姐们的从业经历
（一） 从劳务市场直接被骗来
利用虚假职业骗来、女孩子涉世不深，只有一点小聪明、连大学生也能骗来、还有被骗两次的、老板们还能把两个人一起骗来。
（二） 被其他人骗来的
（三）不是被骗的：
为了快点赚钱、不干，还能干什么？、出于报复、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被家里人送来的、因为有经验、 “二进宫”、为了“躲灾”。
三、小姐是怎么开始接客的
（一） 老板首先要把她们留住：
制造“欠债”，强制留下、利用“怕丑”，迫使留下、因为已经不是处女了
（二）然后再说服她们：
穷是最雄辩的理由、 “各有各的活法”、疲劳轰炸、利用小姐们“互相帮助”、“说服”的实例（访谈者的记录）、因为所有原因。
（三）种种强迫：
逼债、耗光小姐自己带的钱、不发工资、罚款、威逼、直接强迫、不过，最近强迫少了。
（四）耐心等待环境的熏陶
四、 开处
开处就是处女第一次卖淫。但是在我们的访谈中，“开处”这个词常常是嫖客或者老板使用，小姐们自己谈起来的时候却往往使用“破处”这个词。想来也有道理，“开”是主动进攻的意思，而“破”则是被动接受之意。
我们在以前所调查的红灯区里，很少听到开处的事情，因此倾向于认为处女卖淫的情况并不多。没想到在这两个“小姐培训基地”里，开处的竟然如此之多。
小卖部徐姐说：现在好多小姐在被骗来之前已经不是处女了。嫖客怕受骗，也学聪明了，他们要先带小姐去医院检查，真的是处女才做了给钱。
眼镜客人说则说：“在这边找小姐开处，（客人）要给老板120元，叫‘月月糊’（每月10元）。小费全归小姐，600，800，1200都有。”[3]
可是小姐们说起自己破处的事情，却是酸甜苦辣都有。她们破处的心理准备：
高估破处的价钱、不相信能够贞操到底、也有坚持下去的
五、管与逃：小姐与老板的搏奕
（一）对小姐的日常控制：
第二部分 别有洞天――“娱乐业工会”
一、 自由雇佣制度最优越
（一） 到A镇，来去自由
（二）在镇内，转场也自由
（三）不强迫
（四）平时人身也自由
（五）工资高一倍，生活也更好
（六）小姐也就不同凡响：
大专生、苦学英语的、学成电脑的、还有来“叙旧”的
二、 老板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二）转变：行业工会
我们所勾勒出来的这套连环画是这样的：
第1幅图画：金凤凰事件发生。
第2幅：在最高行政长官的虎威之下，当地的各级干部都雷厉风行，勒令性产业全部停业整顿。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娱乐城都是被查封的。有的是老板自己关门避风头；例如新绿。有的是被上面晓以利害，不得不关；例如安娜宫。还有的则是虽然关门，却仍然偷偷留着小姐，以备随时开门；例如”鹊桥”。至少还有一家，实际上是因为自己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正好借此机会彻底关门；例如丰情。
第3幅图画：在等待了仅仅3天以后，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先后明白了，这只不过又是一阵风。因为没有催问，没有调查组，也没有涉及到任何其他人。于是，娱乐城又陆续地重新开张了。
第4幅：当时老板们认为，金凤凰事件的要害是那个小姐不到18岁，是未成年人，所以麻烦才会这么大。所以他们从那时开始，就对小姐的年龄格外敏感，千方百计地隐瞒，一直到我们来调查的时候仍然如此。
第5 幅图画：但是对于这次事件，每个老板的个人感受却是大不相同。至少有一些老板已经意识到，再像以前那样经营下去，恐怕永远是多事之秋。例如，我们所访谈过的几位老板和老板娘都提到过B镇、C区和其他一些附近的大小红灯区，都对那些地方所实行的准奴隶制大不以为然，或者不屑一顾，认为那些地方是“没素质”、“档次低”、“不懂”；还说这里（A镇）以前也是那样，但是后来就不了。
第6幅：这时候，在老板们的民心的基础之上，一位关键的人物站出来了。他至少是县里的最主要领导。在我们所调查过的所有红灯区或者性产业所在地的所有官员中，他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位想要认真解决性产业问题的人。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谁，更不可能知道他是如何具体运作的；但是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他所创造出来的空前的成果：利用“烈女事件”的契机，创建行业化管理的机制，推动A镇从此跨上自由雇佣制度的新台阶。
第7幅图画：事件过后不超过半年，2000年8月的某一天，一个叫做“娱乐业工会”的组织在A镇成立了。那天是中国性产业的春节。
传说上帝用7天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却有幸看到了开拓中国性产业新路的这7个脚印。
这个工会完完全全是合法的、正规的。它是作为一个行业工会，直属县工会领导[4]。就在我们调查期间，县工会的主席副主席还来A镇检查它的工作，只可惜主席们不愿意接见我们。
这个工会共有5位委员。老板孙姐是其中之一，主要管帐。工会主席的条件之一是共产党员，所以现在由缤纷的姜老板担任。工会委员们开会由主席召集和主持，不定在谁家开，也不定在什么时候开，只要有事就开。
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正式的会议，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情可谈可办，但是主席规定：一次不来，罚款100元。其实委员们每次都来，而且互相都处得很好，“好耍得很”。每次开完会都一起吃一顿，以后还准备一起出去旅游。在往后，还打算把工会会员也组织起来出去旅游。
这个工会的会员并不是服务小姐，而是所有娱乐场所的老板。因此它实际上是行业公会，类似行会或者商会。它每年向各家娱乐场所收100元的活动费，没有一家不交。会费主要用来平时开会以及招待上面来人等等。
这个工会的职责，在老板们看来，主要是用来应付外面或者上头的各色人物。如果有什么麻烦事，委员们就开个会商量一下，由工会出面与上头周旋。例如孙姐就说过：有一段时期，县里的110警察看到A镇有油水，可是又不敢直接到镇里来抓人，就每天晚上守在从A镇出去的路上，看到成都的车就抓，就罚款。客人们就找老板告状，老板们就找（A镇的）工会，工会就找县工会；最后终于解决了，110再也不敢了。
由于工会的存在，委员们个人的势力也有所增强。例如有一次，一伙客人玩了150块钱，但走的时候却不付账，开上车就想溜。老板孙姐就抓住一起来的3个人中的一个，并把他送到当地的派出所。结果，那个客人花了一千多块钱才出来。可是我们在其他不是工会委员的老板那里，却没有听到过同样的事例。
但是，作为工会主席，姜老板却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工会的主要职责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不得乱来”。虽然姜老板跟我们不是最熟，直到最后也还多少有些疑心，但是说到工会的事情，他却非常坦白，因为按他的说法“我是正式任命的工会主席，不是官，可是（毕竟）是主席。”在我们宴请他的前后，他陆续说到了工会的管理职能：
首先，一定要保证小姐来去自由，“不得找借口不让人家走”。姜主席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很难，（老板们）跟我吵”。但是，“那个事（金凤凰事件）都怕了”，（可能是上面）“来讲清道理嘛，后来不吵了。”姜主席这样说也是有根据的。除了我们从小姐那里了解到的实况之外，例如，”鹊桥”娱乐城的老板是派出所的，按理说应该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老板娘却说：“有时小姐来了，不愿意（做），又走了，（我）就损失了。损失就损失吧，我也不计较，把事情弄大了不好。”
其次，一定不得雇佣16岁以下的小姐。“这个不得做，谁也不得做，要出事的。”（这就是老板为什么对小姐的年龄如此敏感的原因。其实，自从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已经再也不问小姐的年龄了，除非她自己说出来。）可是老板怎么可能知道小姐的真实年龄呢？为此，孙姐曾经想过要登记小姐的身份证，但是小姐一听要登身份证，就不来了。所以这条规定有些虚。况且，老板也完全可以明知故犯。例如帅老板就自夸道：“我们这儿叫“春之舞”嘛，女娃娃们都比较年轻，才跟我们这名字比较符合。结了婚的没得，我们不要。”
第三，一定要善待小姐，尤其不许强迫和打骂。这一点并不是姜老板直接主动说出来的，而是在我们表扬这里的老板对小姐不强迫不打骂的时候，一起吃饭的他的老婆说：“他就是要管这些事的。”
第四，一定要保证小姐在做生意中的人身安全。姜老板的话是：“病了、伤了（老板）都要管。”孙姐的实例则是：首先，有病的小姐孙姐不会要。其次，孙姐一般不让陌生人带小姐出台，因为不安全。万一出了事，她担当不了这个责任。可是这条也有些虚，按照孙姐的说法，“这些小姑娘们都非常的幼稚，常常会受先生（客人）的骗。有些不听老板的话，背着老板和先生去约会、出去玩。还有的什么也不说就离去。”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如果老板会员违反了，那么工会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去处罚他们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对此，姜老板一直说：“不会（违反）的，给他说了，就不会的。”我们再问：有没有真的违反过的呢？他坚持说“从来没有”。至少在当时，我们觉得他不是撒谎，而且至少在我们访谈期间，也确实没有发现违反上述规定的事例。
除此之外，其他老板此前还告诉过我们一些政府的优惠事例，现在联系到工会的职能，我们觉得，那些都是政府对“行业自我管理”的交换。例如缤纷的老板说：“以前每月每家要交四五千元的税，现在减掉一半，只交2000到3000。”再如，所有人都说，自从一年半之前开始，A镇这里从来没有扫黄，而那正是工会成立的时间。
当然，老板们的得益并不仅限于此。至少有一位老板已经非常明白这一点。他对我们分析道：“我们是娱乐业。娱乐业靠什么？靠小姐是新的，新来的。客人就喜欢这个。我们（实行）来去自由，小姐就愿意来，来得也多。（小姐）做了又走了，（结果小姐）总是新的。”
三、 红灯区为什么会存在？
（一）神话：为了发展经济
（二）实情：“公信之债”
A镇、B镇、C区这3个地方之所以会产生红灯区，完全是当地政府的“致富狂躁症”的产物。
读者都看到了，这三个红灯区都是位于该地的“开发区”里面，而且仅仅在开发区里面才有。一街之隔，老区（旧镇区）里就踪影全无。就连我们曾经试图去调查但是被当地领导严厉禁止的那个红灯区，也是全部都在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就位于县城的边缘。也就是说，“开发区”不仅是红灯区的依托，也是红灯区之母。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不能不说说开发区的由来。
大约从1995年起，这一带的各个县市就刮起了“开发区”之风。先是每个县城都在自己旁边建起一个开发区，然后就轮到每个镇。不仅公路两旁的镇建了，就连A镇B镇C区这样远离交通干线的穷乡僻壤，居然也想起来要发展“工业经济”，搞起了开发区。为此，这三个地方都是搬迁了两个村的农民，侵占了他们的全部土地。可是政府仅仅是铺起了宽阔的水泥马路，却并不盖房子。路两边的所有房子，全部是镇民或者农民私人投资盖起来的，而且个个都怀着天大的致富梦。
例如在C区，政府先是在旁边盖起一座造纸厂，又挨着老镇区搞起一个“工业开发区”，后来居然叫做“新技术开发区”，亏他们想得出来。结果，当地人开始疯狂投资，盖起来一片一片的新房子。等到万事具备，才发现“东风”（外来投资）根本没希望――谁会傻得到这样一个距离任何县城都有40公里左右的地方来发展工业或者商业？
也就是说，这些开发区既没有招来商，也没有引来资，更不见技术的踪影。它们的唯一功劳就是聚集了当地几乎所有的财富，一起投入一个“现代化的游戏”。
由于正经的经济发展无望，不得已，一些人搞起了“娱乐业”。按照药店李姐的说法就是：C区以前非常穷。街上地痞流氓多得很，现在的好多ＯＫ厅都是那些混混开的。从我们的访谈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在这三个地方，性产业都不是“一哄而上”；从第一家的创建到红灯区的形成，都经过了漫长的3－4年。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投资者一开始并不想单纯地搞性产业，而是万般无奈才陆陆续续地出此下策。例如C区的一个吧哥就说：“这家娱乐城开了七八年时间了，最早是经营餐饮的，没有这些服务。后来什么都不赚钱，才搞这个（性产业）的。”
尤其是，这三个地方的性产业其实赚不到多少钱，更不可能真的发家致富。我们访谈过4位前老板，都是因为亏本才转业的。其中C区的一位甚至说：他现在开的豆花店都比原来的休闲庄更赚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地人实在是没有其他生意可做，才经营性产业的。
当然，许多当地人仍然把发财梦寄托在“开发”上。例如，C区的药店老板就说：这边经济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C区没有正式的企业和厂子，就有一个纸厂和一个什么饲料厂之类的。还有就是路不好，旅游业发展不起来。国道修到一半，没钱了，就搁在那里了。如果成都到＊＊潭的路修通了，C区作为一个必经之路，经济一定能带动起来。其实，这个梦已经做了好几年了，仍然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类似于潘绥铭在《存在与荒谬》中所描绘的、位于中南某个中等城市郊区的、新建的那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但是在那个开发区里，毕竟还有一些工业，只不过没有原先预想的那么多而已；而且，那里终究还是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因为它毕竟背靠一个工业化的中等城市。
可是四川的这三个“开发区”，既不靠近原料产地，也远离较大规模的市场和交通干线。因此，这里不但没有任何工业生产，就连手工作坊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外来资金的注入，更没有超过本镇范围的市场。当地的镇民和农民完全是相信了政府的许诺，才把全部家当都投到这三个开发区里来。
更重要的是，无论镇民还是农民，一旦在这三个开发区里盖起了房子，他们就再也没有退路了。他们已经没有土地，没有积蓄，也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或者经营机会，又不可能自己创造出什么高新技术来。既然政府无法招商引资，那么就只能听任他们自找活路；而他们办性产业，实际上是讹住当地政府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三个地方的红灯区之所以能够出现和存在，实际上是因为当地政府不得不向私人投资者“还债”。当地政府欠他们一个梦，抵押了自己的“公信”。
正因为如此，如果不是“金凤凰事件”那样的“不测风云”袭来，这三个地方都根本不可能扫黄；就因为当地人的投资无法收回，政府也无法用任何一种其他办法来补偿。即使不扫黄，许多当地人盖的房子也租不出去，根本没人租。他们都眼巴巴地等着“以后发展了，这边的地皮就会升值。”
对于这种“债务关系”，当地人其实心里明镜一般。C区的药店李姐说得好：“当然，（红灯区）要垮也很容易，只要上面下一个文件。但是垮了，这些人又做啥子哎，又要回到以前的穷日子。再说，这些房子做什么（用）？都是自己盖的哎。”
四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这种“公信债”，是束缚当地政府扫黄手脚的最坚固的绳索。它远比财政收入更重要。否则，在我们访谈的时期内，当地性产业已经非常萧条，就是横扫干净，税收也减低不了多少；可是为什么不扫，反而减税呢？这就好像是：你非让骑驴的人开摩托车，还杀了驴吃肉；那么你对于摩托车，就只能维修，无法废弃。
当然，A镇已经走出创新之路，那里实际上不再需要扫黄了。可是B镇和C区却恰恰是因为不敢或者不会创新，才落入“越扫越黄”的老套子。
不是不宣传扫黄、不是不救小姐、不是不压缩场所、不是不管理[5]、不是不查、不是不整老板、不是不罚、不是只罚小姐不罚嫖客、不是不封场所、不是措施不管用、不是领导人不聪明；但是：
红灯区仍然存在着。
从性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三个红灯区完全是赶着鸭子上架，根本就是有病乱投医的产物。它们地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当地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消费人群，需求极度虚弱；更没有与性产业配套的其他服务行业，例如休闲场所、商业区、其他娱乐设施等等。它们本来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性产业，产生了也根本维持不下去。它们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我们的扫黄国策；因为越是大中城市，扫黄越是严厉和频繁，结果就把嫖客们从成都和B市驱赶到这三个红灯区来了。
但是，也正是因此，这三个地方的性产业都没有“上台阶”；而这恰恰是它们门庭冷落的业内原因之一。
按照C区的客人C的话来说：这里的档次太低了。人（客人）的观念都变化了，但是这里的经营方式却没有变。卡拉OK厅早就过时了，没有人喜欢玩了。
尤其是这里没有固定的客源，没有固定的消费群。本地人消费不起，成都的那些人有不乐意跑到这里来。一个原因是路远而且不好走，还有就是成都那边娱乐的地方非常多，价格也不贵。档次还比这里高，人家为什么要跑到C区来？
该客人还特意提到了成都附近最著名的红灯区金马，说那里才是玩的地方。小姐什么都会做。他自己上周就去过金马，只要100元小费。
还有一个原因是成都的星级宾馆，还有省级招待所都对外开放，价格也不是很贵。那里的小姐档次高，又卫生，又不怕查，所以有点钱的都乐意去。有一次他请了几个朋友去一个三星级宾馆，有夜总会，每人250元，有小姐陪，还免费提供住的，多合算！
纯粹的刑事犯罪，其实与性产业是井水不犯河水。另一方面，性产业与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在C区这样一个小镇上，居然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群众自娱自乐的舞会。这可以说明，当地的绝大部分居民还是在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
第三部分 临渊探花――嫖客面面观
一、谁来？各色人等
来的都是客，有头有脸才是真。所以无论是老板、吧哥、小姐还是客人自己，给我们说的几乎都是那些“档次高”的人。这也不奇怪，谁不喜欢说自己的货好？顾客的身份，只不过是商品的镜子而已。他们有：干部类、老板类、常人类。
其实，小姐提供的只是一种普通的、廉价的服务，谁都可以买。只不过性产业的参与者们一般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只有在我们耐心地听完了他们暴吹“高档客”之后仍然死死追问的时候，他们才肯说出一些实情。
二、耍什么？五花八门
由于去现场访谈的都是女研究生，所以老板、吧哥和小姐们给我们讲了格外多的客人专找女大学生嫖的故事。他们这样做，一来是为了说明“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二来是为了说明“这也是人做的工作”；三来嘛，也许是“我要诱惑你”。
我们早就分析过：在嫖客的“理性选择”中，往往会觉得“包二奶”比“找小姐”更加合算，也更加安全可靠。在东南沿海地带，这已经被证明了，在四川的红灯区里，也开始出现；“嫖客的分层”也会日益鲜明起来的。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三个红灯区里，都有“素台”（仅仅三陪）与“荤台”（直接的性服务）之分。那么客人为什么会选择其中的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呢？
观念1：男人才有性自由
观念2 ：能够把性、爱情、婚姻分开
分析：
从客人的嘴里，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应酬需要论”。几乎每个客人都要反复上两三遍，把我们的耳朵都磨出老茧了。最典型的话就是：“我们朋友之间觉得这事很正常。有时客户谈生意，需要应酬，就去唱歌、按摩、找小姐。这些都很正常。”
请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借口。
这第一反映出：目前这种“三陪为主、嫖娼为辅”或者“先三陪、再上床”的情况，实际上只不过是中国古老的“青楼文化”的一种延续而已。
在古代，中国男人们，尤其是权贵与骚人墨客们，更多的是“狎妓”而不是“嫖娼”。因为在那种连交头接耳都可能被处罚的皇权专制时代里，男人的社会交往，包括经商应酬，往往是不得不在妓院娼竂里进行。他们会嫖的，但是不可能总是嫖；所以才产生出不是“唯嫖”的“狎妓”来。其内容往往是载歌载舞、琴棋书画、把盏陪坐而已，非常类似现在的“三陪”。
现在的这种“回归传统”，在性的方面虽然没有大变，却多了一种交往的内容，就是“贿官”与“租权”。这已经被应酬的双方视为天经地义，已经被许多干部认为是一种正常工作了。[6]
第二，这种“应酬需要论”反映出：这些男人实际上都信奉“性、爱情、婚姻的分离论”。否则，为什么不设家宴款待客人，为什么不叫自己的老婆作陪？
这种“分离论”是“男人性自由论”的基础。因为大多数男人总还要结婚、成家。如果不能把“家里”和“外边”分得很清楚，那么“性自由”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当然，男人也同时需要性、爱情和婚姻，缺一不可。我们所访谈的客人也经常说：找小姐也是有感情的好。但“分离论”的要害并不是把三者永远分开，而是：要合则合，要分则分，一切视乎我此时此地的愿望。所以我们在访谈中也可以听到这样的表白：
小白鸽熊老板，28岁，初中文化，B市人，已婚。他说：我年轻时也是街上的二流子类，也很花，当然也出来耍呀（其实就是嫖）。但结了婚后，就有份责任感，就不再出去了。结婚后的男人就不再追求浪漫了。
也就是说，此老板在此时此地面对此老婆的时候，是要合的；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在彼时彼地面对彼女人的时候，再把性、爱情、婚姻给分开。
这种“分离论”完全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实力的较量。如果妻子也真的能够做到“你花我也花”，谅那丈夫也不得不收敛一些，或者那妻子也活得精彩一些。可惜，我们在这三个红灯区里所看到的为人妻者，却是相反的心态：
张姐说：我丈夫也背着我去找小姐。（我）作为女人当然吃醋，但又没办法，他不给你说（不告诉你），你也不好去争吵。（丈夫去找小姐）多是我朋友告诉我的，只要他去，我都会知道，但总不能老去争吵，（因为）孩子都七岁了。
客人对于小姐，一般只是注重她们的性服务质量如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客人就一定会欺辱小姐，更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歧视小姐。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认识，实在比许多局外人要深刻。
不过，客人毕竟是比小姐更加敏感的一群人。他们虽然可以回答我们的关于性病艾滋病的许多询问，甚至愿意谈谈“嫖经”，却坚决地认为：我的内心，岂容你进？
第四部分 秀林擒风——小姐与客人的搏弈
一、小姐，什么叫做“素质高”？
客人张哥总结道：来这里50％的客人是属于第一种人，就是不挑，什么都行。50％是第二种人，会挑一挑。他们挑女孩，第一是漂亮，第二是素质。
那么什么叫做“素质”呢？我们不妨从细节、老板和客人这三个方面来看。
（一） 小姐们自己这样认为：文化程度高、会说话、资格老；
（二）老板们这样看：要会说、要守纪律、要团结、要会打扮、要有气质、要诚信；
（三）客人的看法：要笑脸相迎、要讲卫生、要气质。
二、 交易中的讨价还价
（一）小姐对客人的看法：客人里，好人少；客人不把小姐当人；鄙视占便宜的客人；喜欢年老的。
（二）双方的策略：客人挑台，小姐换台；客人踢台，小姐躲台；拒台：博弈之结局。
（三）（小姐中的）弱者无权利，强者自逍遥。
三、床上的较量
在这三个红灯区里，就性行为而言，我们最值得注意的访谈结果就是：“开处”非常多；“吹箫”相当少；“肛交”与其他性行为几乎没有。关于“开处”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下面主要谈后两个方面。
“吹箫” 就是小姐为客人口交。从防病的角度来看，对于双方来说，吹箫传播艾滋病的可能性要小许多。[7]那么小姐为什么不肯做呢？就是因为她们仅仅在性关系方面“开放”了，在性行为方面却依然故我。
（一） 客人对“吹箫”的要求：客人要求“吹箫”的不少；“吹箫”另外不加钱。
那么客人为什么要求或者不要求吹箫呢？这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于性行为的具体方式是什么样的态度：不要“吹箫”是因为自己“传统”；吹箫更安全；吹箫不戴套。
（二）小姐为什么拒绝“吹箫”？
觉得恶心、脏；觉得更容易得病；觉得是虐待；由于传统观念；由于缺乏经验、技能；还有原因不详的。
（三）小姐为什么同意“吹箫”？
为了多挣钱；更可以防病；因为原来就会做；因为受训练。
（四）肛门性交及其他
为了预防艾滋病的需要，我们在访谈中专门询问了关于肛门性交（在当地叫做“三通”）的情况，也注意了其他性行为方式。结果发现，这里的性服务双方，都仍然相当传统。
人人都说几乎没有肛交，但是实际上在发生着。
梅梅、春丽、付小青、小刘、小姐A、A镇的小杨和吧姐小蕾都说：她们曾经遇到过要求肛交的客人。但是，她们都不愿意谈具体的情况，也不愿意说自己到底做了没有。我们分析，这是由于别人都说很少有肛交，她们受到了舆论的压力，自己有过也就无法说出来了。根据一般的规律，她们既然能够说出遇到过，那么做过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四、防性病也是一种搏弈，但是小姐常输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性交易这种客人与小姐共同进行的活动中，是不是使用安全套，完全是双方搏弈的结果。但是它并不是一种平等的讨价还价，而是由客人主导和控制，是客人的强权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一）最终决定权在客人手里
（二）凶残的客人更会造成性病风险
C区的一位小姐反映：有个年轻人很“凶”，几次把她子宫都搞出血来了，但她也没去医院，洗掉就好了。
C区的粥店老板娘：我们旁边这家，客人把小姐搞流血了，也没得人管，老板也不管。小姐跑来问我们。
（访谈者分析：小姐出现流血现象，无疑增加了性病艾滋病的风险。因此，那些凶残的客人才更加危险。）
（三）小姐不得不使用许多下策来应对：说服、“检查”、补救措施。
（四）客人戴套，对于小姐具有防病以外的意义
小钱：“有些坏的人有病看不出，也不告诉你，素质低的多。我有一次接了一个，看着没病，他一定要戴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有病。我听了多高兴的，说明他尊重你，把你当人看。”
吧姐小蕾：（有没有发生过避孕套破裂，脱落等情况？）“这个还是一般不会发生。只是现在有些年轻娃儿比较狡猾，他说好了戴的，结果等你不注意的时候，他把它扯了，你又发现不了。”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防病的角度来教育小姐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而是增加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的内容，那么小姐们的自觉性就会更高。
五、 什么样的小姐才能更加主动预防？
（一）偶然涉足的小姐更容易用套
（二）小姐越职业化，才越有能力防病
对于小姐这个行业来说，最彻底的职业化并不是“性技巧”，而是自己在情感上的完全自立――把这仅仅视为“工作”。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抵御“熟了就不用套”的风险。
在小姐中，因为与客人熟悉了就不戴套的情况很多。例如小琴说：“这里一般都戴套。（不过）熟了就不用戴了，一般都这样。做过几次，比较熟了就可以不戴套。”
小凌：她说这里怀孕的还是有，“她们熟了，关系好了就容易怀孕。”
老板X：“先生有病，小姐也做，但一般都要戴套。不戴套的一般是常客，就是做过几回，并且双方都知道对方没病，才会的。第一次做一般都会戴的。”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性交易中，小姐与自己的男朋友也是如此。例如我问小曾：与男友过性生活时是否戴套？她说：“有时戴，有时不戴。”问她：是否安全期时就不戴？她说：“我也不晓得，都是他决定的。”
这种状况无疑非常不利于防病。但是也有一些小姐并非如此。例如小胡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与他们（客人）只不过是一场交易，钱和性的交易，做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当然要戴套。”
再如小苏说：不戴套的客人她不接，神态很干脆：“对不起，我不干。”她说；“小姐也是人，不愿做的事情就不做，干吗要听客人的？再说她又不缺钱用。不干就不干，换台。”
还有，问及小赵是否注意用套时，她说：现在客人一般都愿意用，实在不用就退台。“自己的身体自己要爱护”，她说。
这方面，老板３所说的情况最有典型意义：在这里戴套的一般来说有30%。A县那里戴套可达到60—70%。（那里）“吹打弹拉唱”（各种性技巧）都有，是因为（小姐）都是老的，是少妇，因为她们结过婚了，什么都肯做，客人不能不戴套。
第五部分 竹涛啼血――性病，小姐首先是受害者
一、小姐的性病知识与防治实践
（一）对于自己面临的危险程度的估计
正面的情况：为了健康可以少赚钱；相信”保护措施”；知识正确；知道是职业风险。
负面的情况：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独特，所以安全；相信妇产科检查；相信冲洗；相信”一般不会得病”；相信周围的人很少得病。
（二）识别性病的知识状况
正面的情况：不相信”看出来”，相信检查
负面的情况：顽固地相信能够看出来；相信可以“摸出来”；相信自己可以“感觉出来”；相信自己有病必然有反应或者自我感觉；认为有病的客人少；寄希望于客人；相信“身体好就能防病”。
（四）对于性病危害的认识：害怕得病；但是又认为很好治。
（五）预防的知识与实践
正面的情况：准确地知道艾滋病的传播渠道；肯花钱去医院检查；肯频繁地检查；寄希望于大医院；找一个固定的医生；不相信”消炎”；相信错的，但是也相信对的。
负面的情况：
1、依赖于冲洗：相信“用药水洗”；相信用盐水冲洗；使用阴道冲洗器具；相信“洗了总比不洗好”；“做之前冲洗”；自己洗，不去医院；只冲洗，没有其他措施；混同于“讲卫生”。
2、相信“消炎式的预防”
3、不舒服才检查：依赖于“一不舒服马上检查”；认为女人不容易得病；完全糊里糊涂。
（六）治疗的知识与实践：去医院；自己买药吃；买药花不了多少钱。
（七）预防、治疗知识的来源：正规渠道；小姐们互相交流；依赖于自身的经验；老板们不教；客人也是知识来源之一。
（八）本节总结：性病和防病对于小姐的意义
1、除了性病，小姐还怕怀孕
怀孕事件极多；与熟客容易怀孕；有些人流顺利；有些人流可怕；产生怀孕恐惧；避孕也靠洗；人流后照常上班；还不能让客人知道；妇科疾病很多。
2、除了健康，性病还会威胁小姐的什么？
无法保密；此处无法存身、无法从业；肯定会影响以后生孩子。
3、防病的主导权在客人手里：
客人少，小姐反而更容易得病；凶残的客人更危险；小姐得了病也只能“认命”；因此小姐反感谈性病话题。
4、什么样的小姐才能防病？
有准备地上岗；有生意、有钱才能防病；对将来有坚定的计划；性观念开放的小姐才能讲预防知识。
二、 小姐的风险行为及其原因
（一）戴套的概况：往多说的；说不清的；往少说的；准确计算的。
（二）小姐的正面情况：客人不用安全套就不做；小姐要求、劝说客人用套；客人不会为了不戴套就多给钱；戴套仍然洗；跳艳舞（裸体舞）。
（三）小姐的负面情况：小姐不要求戴套；什么都做；不戴套也做；怕怀孕而戴套； “开处”（处女首次卖淫）不戴套。
（四）安全套与预防知识的来源：小姐自己买安全套；老板不管戴套的事情，而且归咎于小姐。
三、 客人的性病知识与风险行为
在我们所访谈过的客人里，许多都认为应该使用安全套。他们最典型的话就是：这种事情，还是戴套好。来耍就要戴套。
在使用安全套的客人里，很少发生脱落。例如客人E只是听小姐说过，可他觉得不大可能。
但是实际上，客人很少使用安全套，有一些则是从来都不用，例如C区客A、A镇客人D、嫖客B、A镇客人E等等。我们只遇到一个客人E说自己每次都用避孕套。
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客人往往依赖小姐来准备和要求使用安全套，自己并不随身带来。据嫖客A说：“套都是小姐准备，她们都有。一般都是他要求用的。”（我又问：小姐要求吗？）他说：“小姐一般做久了就知道。”当问及他是否知道他的朋友用不用套时，他支吾说不太清楚了。
第二个情况是：互相熟悉了就不戴套了。据客人和老板反映：不用安全套的，一般都是关系比较熟了，大家都互相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可以不用。
（二）在小姐眼里，客人是否戴套的原因：不用套是因为没感觉；他们用套是怕自己得病；客人用套是因为有家庭。
（三）客人自己对于戴套的说法：自己性需求的变化；戴套是害怕影响自己家庭；因为很少嫖而不戴套。
（四）客人的预防知识与措施：已经有性病知识；依赖于“检查”；认为一般不会得病。
（五）本节总结：客人的制约因素与我们的策略
尽管我们所能访谈到的客人并不多，也缺乏必要的手段去核实他们的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以下一些情况：
1．虽然从表面上看，客人都是因为害怕性病才使用安全套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害怕性病呢？主要还是因为害怕自己会把性病带回家去，害怕因此而影响到夫妻关系。
也就是说，这种家庭责任感，是我们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应该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的巨大资源。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于“男人有钱就变坏”的谴责，就会把这个资源排斥掉。
2．客人采用什么样的性行为方式，尤其是否进行肛交，其实并不是由他的性病知识水平决定的，而是来源于更加深刻的、从小形成的“性举动模式”。
这种模式不但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是潜意识的。因此，我们的干预工作不应该指望着能够改变行为方式本身。我们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他们使用安全套。
3．因为要嫖娼，所以客人普遍比一般人更加注意学习性病知识。无论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知识有多少谬误；到按照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肯定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好为人师。
因此，如果我们的干预工作仍然给他们讲一些“小儿科”的东西，势必引起他们的嘲笑和鄙视。可是，如果我们正面地跟他们去争论一些医学上的细节，又必然引起他们的反感与抵触。尤其是，他们很可能当场要求我们体检、化验、低价给药、立即治疗。这既是他们的真实需求，又可能是他们的一种“考试”。如果我们应对不好，就会带来抵触与排斥。
4．如果客人曾经得过性病，那么他们日后的行为就会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一种人会因此而更加愿意使用安全套；可是另外一种人却由于实际体验到“性病其实很容易治疗”而更加不注意使用安全套。
因此我们在进行干预工作时，务必要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体验、看法等等。尤其是不能以大道理说事，更不能以医学上的大帽子压人。我们应该与他们讨论、商量。
5．由于嫖客一旦被抓罚款更多，因此在短暂的访谈中，大多数客人都不会完全说实话。可是问题是：如果不是做专门的研究，而是仅仅进行干预工作，那么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他们究竟嫖过几次吗？或者说，如果他们只嫖过这一次，难道我们就不对他们进行干预了吗？
在有关“性行为”或者任何一种“越轨行为”的研究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研究者询问得越多、越细、越深入，对方的回答也就越粗略、越含糊、越不真实。因此，每个研究者都不得不在自己的好奇心与材料的真实性这两者之间作出权衡与取舍。
因此，本课题组建议：干预工作者一定不要勉强地去询问嫖客的次数与具体行为方式。最好根本就不涉及这个话题。
四、 红灯区里的预防工作资源
（一）药具提供者：C区的计生专卖店；小药店；走街串户的小贩；个体医生；卫生防疫部门。
（二）性产业的管理者也是一种防病资源
（三）社区内其他人的作用
安全套提供者和预防治疗机构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积极性
关键人物是性产业的老板
在我们的访谈资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小姐们都说，老板和吧哥基本上没有对她们进行过任何预防和治疗性病的教育，也基本上没有帮助她们治疗性病。但是几乎所有的老板都再三地表白：他们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努力。
这并不是一个谁撒谎的问题，而是反映出：老板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他们有这样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他们才会在访谈者面前极力地表白自己。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阻碍着老板们真的去做呢？
第一， 由于性产业是非法的和经常被扫的，所以老板不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其结果是：他们虽然意识到应该对小姐的健康负责，却很难产生足够的动力去真做。
第二， 他们这种“负责任”的意识，仍然是自发地产生的，仍然来源于农村社会中那种“见人三分亲”和“爱幼”的传统；仍然是一种缺乏外部的必要制约与监督的“良心行为”。因此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具有这种责任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促使老板们把这种“良心”上升到“职业道德”和“经验之必须”的高度，我们就很难调动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
吧哥为什么是障碍
吧哥这样一个角色，只有后两个红灯区里面有，因为那里的性产业仍然是靠骗小姐来从业。结果，吧哥就成为看管小姐的“狱卒”，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这样一来，他们当然也就不会关心小姐的健康。许多时候，由于害怕小姐乘机逃走，他们还百般阻挠小姐去检查或者治疗，甚至来呢出去买安全套都不那么随便。
如果我们能够促使后两个红灯区转型为第一个红灯区那样，那么吧哥这个阶层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小姐们获得信息、安全套和检查治疗的可能向就会极大地增加。
社区内其它人的作用为什么相反
从我们的访谈资料可以看出，在后两个红灯区里，几乎所有其他人都对小姐充满鄙视。尽管由于大家都是街坊邻居，所以许多人可以容忍小姐来串门，可以对小姐的悲惨处境表示同情；但是没有人会真的关心她们的健康，也基本上没人向她们传播知识。
如我们的资料所示：即使自己的孩子被传染了性病，以致不得不把她扔掉；该父母以及社区里的其他人也仍然没有为小姐做过任何预防工作。
这主要是因为性产业被罪恶化，使得其他人唯恐避之而不及。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实现“社区保健”的目标。
五、 预防性病，不得不先谈“大问题”
（一）什么性服务最危险？
所谓“人类性行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点状的概念，而是一个由各种具体行为组合起来的总体概念，或者说是一个由各个点连接起来的线段。所谓“性服务”与一般的人类性行为并没有实质的不同。请看下面的示意图：
专业术语： | 性别交往 | 涉性交往 | 性交往 | 性显示 | 性爱抚 | 性交 | 性交合 |
一般表现： | 男女来往 | 恋爱 | 调情 | 裸体 | 抚摸 | 口交、 肛交 | 阴道性交 |
性服务： | “由表及里”的三陪 | 脱衣舞 | 打波、 打飞机 | 吹箫、 走后门 | 打炮、 打洞 | ||
也就是说，从性别交往一直到性交合，都可以称为“性行为”；从最无性的“三陪”（例如仅仅陪坐）一直到最直接的“打炮”，也都可以称为“性服务”。因此，我们研究性产业时，究竟使用哪一点或者哪一段的定义，就成为不得不首先考虑的最根本的问题。因为随意地含糊地定义往往是比言而无据更为严重的失误。
从预防性传播疾病的角度来看，肛交是最有风险的行为，其次是阴道性交，然后才是口交。至于“打飞机”（小姐替客人手淫），何险之有？为什么不能把它明确地排除出“卖淫嫖娼”的定义；却非要去禁止那与性传播疾病毫不相干的“三陪”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鼓励和培训小姐们“打飞机”与“吹箫”（口交）呢？
在查处嫖客与小姐的时候，如果实行“肛交从重、口交从轻、用套减罚、求险（要求从事风险行为的那一方）加罚”的方法，准保比一切宣传教育更加有效。这样做，即使只把高危行为的比例降下来一点点，其效果之价值也会远超过有关部门的创收额。
对于我们的干预工作来说，不应该再把“卖淫嫖娼”误当作单一行为来看待了。我们至少应该讲清楚：肛交最危险，阴道性交其次，吹箫危险更小，打飞机无危险；只要戴套就不危险。
尽管对于卫生防疫人员来说，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对小姐提倡任何一种行为；但是正如上述的访谈资料所示，小姐们的性病知识并不是少得那么可怜，她们也有人类共通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她们会听懂的，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二）嫖客谁来教育？
从防病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对于嫖客的研究、宣教和干预。国外的研究发现：嫖客中已经感染STD的人的比例相当高。也就是说，当一个女性从农村妹子变成小姐的时候，她首先是受害者。如果这个社会要求她成为防病的大堤，而且“不骂水高骂堤矮”，那么怎么说也是不公平的。
尤其是在一次具体的性服务过程中，使用或者不使用安全套的选择权，更多地掌握在嫖客的手中，尤其是那些大权或者大款更可能恃强凌弱。这，能怨小姐这个弱者吗？
当然，正如上述访谈资料所示，访谈嫖客尚且很难，何况要干预他们。但是，既然我们的女研究生都能够访谈一些嫖客，就说明预防与干预工作实际上大有可为。
（三）干预，是减少次数，还是减少人数？
当然，预防与干预工作也许根本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却恰恰可以抓住重点，充分利用目前的这种状况，把它变为我们的优势。
新来的小姐不是多吗？我们就应该把宣传教育的重点放在那些“老”的小姐身上，然后大力开展同伴教育，实现预防工作的“以老带新”。这是因为，如我们的访谈资料所示，新小姐主要是老小姐教会预防的。
小姐不是经常流动吗？那么我们就再也不应该“撒胡椒面”了，而是应该紧紧抓住几个红灯区，把它们作为干预的重点和预防性病知识的天然学习班。然后，在小姐的自然流动中，知识就会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去。我们所调查的后两个红灯区，已经被当地人称为“小姐培训基地”。我们完全有能力把它们转变为预防工作的基地。
不是小姐人数越多越危险吗？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仅仅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对红灯区里的所有从业人员（无论男女，无论是否卖淫）来个性病预防知识考试，不及格者逐出。这样做，既不侵犯其他部门的工作领域，也不会由于损害当地的既得利益而招致反对。如果我们能够在大范围内这样做，就既可以减少小姐的数量，又可以传播性病预防知识。一举而两得，何乐而不为？
（四）性产业具有不同的组织形式
（五）不解决生产组织问题，如何防病？
陷于准奴隶制或者人身依附制度之中的小姐，比自由雇佣制度和个体经营制度下的小姐，更加可能出现：
l 完全没有或者极其缺乏迫使嫖客使用安全套的能力；
l 她们的嫖客更加可能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与暴力实施者，因此，在性行为中发生出血的可能性更大；
l 她们一旦被感染，求医率和治疗率更加低；
l 由于处于封闭的工作生活环境中，获得防病知识与技能的可能性更小；
l 更加漠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更加缺乏防病的自觉性；
l 由于主流社会、主流文化对她们的隔绝与敌对，使得她们无法信任任何“体面人”，因此更加缺乏参与防病工作的积极性；
l 由于被作为女奴摧残，因此她们当中认命的、破罐破摔的、自我折磨的、具有报复心理的更多，而脱离的、转业的和上升的却更少。这些都极大地减少了她们参与防病工作的可能性；
l 依附于鸡头的小姐更加容易成为不同人群之间的传播桥梁；
此外：
n 实行准奴隶制与人身依附制度的地方，往往与吸毒高发地区重合，因此注射传播与性产业传播更加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出现交叉；
n 实行准奴隶制的老板，往往有当地黑白两道的支持与庇护，往往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因此防病工作很难深入其中；
n 这样的老板由于没有现代经营思想，因此对于小姐的应有保护，包括在防病方面的保护，更少，甚至根本没有。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不去改变性产业中的生产组织，那么我们的防病工作就可能漏掉最重要的源人群，就会事倍功半。
当然，解决小姐背后所隐含的与不得不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无疑比仅仅进行健康干预要困难得多，而且短期内很难见效。但是，如果象鲁讯说得那样，由于不断地大声疾呼要拆房子，最后终于开了一扇窗户，那么还是有希望的。
（六）对症下药
对准奴隶制红灯区
在实行准奴隶制的红灯区里，例如我们所调查的后两个红灯区，干预工作应该紧紧抓住性产业的老板和吧哥（或者其他管理者）这个重点和突破口，首先地、着重地对他们做工作。
这是因为，在准奴隶制下，如果我们不把负责小姐的健康这样一个硬性规定，强加给那些老板与吧哥；那么不仅他们很难产生预防的积极性，而且我们对小姐的直接教育与干预也会事倍功半。尤其是当我们离开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预防工作都有可能烟消云散。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妨动用卫生防疫部门原有的行政管理权力，对老板和吧哥实行行政强制。我们在C区观察到，穿制服的防疫人员在那里很有权威，没有一个老板试图反抗检查和收费。这说明，即使不改变也不增加防疫部门现有的职能、制度与工作人员，也可以实现上述目标。
对自由雇佣制红灯区
我们所调查的第一个红灯区属于这种情况。在那里，我们没有观察到卫生防疫部门的直接活动，而且在老板和小姐的心目中，卫生防疫部门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只有一位老板在向我们讲述经营成本的时候，提到每个月要交几块钱的卫生费。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并非防疫人员的失职，而是因为当地的性产业已经产生了自己的组织，而且运行良好。在这种情况下，卫生防疫部门的直接出面与干涉也许会适得其反。
当然，也还有可改进的余地。当地性产业的组织形式毕竟还是正在向自由雇佣制度转变，小姐个人的预防积极性尚未发挥到很高程度。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地防疫工作似乎应该进行“轻度干预”，而不应该盲目地进行“高度干预”。（具体解释见下章）
六、分级、分度地进行干预
（一）分级干预
背景一
我国目前的干预工作，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来改变行为，以及提供预防治疗服务。这一点也没错，但是在实行中，中国的人们常常忽视了一个国际上争论已久的重大“路线问题”：首先地和主要地对谁进行干预呢？
“大众普及论”的支持者们主张，不分男女老幼，人人应该接受教育。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是把总人口作为自己的干预对象。
“核心人群论”则认为，应该把那些风险最大的人作为干预目标，因为这样可以事半功倍。这种理论还有一个分支：“桥梁人群论”，就是把连接“核心人群”与“普通人群”的那些人作为干预的对象。
所幸的是，“中英艾滋病项目”明确地奉行“核心人群论”以及“桥梁人群论”。因此，本课题在这里就不再讨论“大众普及论”的缺点（甚至是危害）了。
背景二
干预是为了改变行为，但是改变什么行为呢？针对性产业，人们往往认为是应该改变小姐和客人的性行为，具体来说就是多多使用安全套。
例如，传统上人们总是认为：那些进行肛交的小姐是风险程度最高的，因此会不由自主地把她们列为首要的干预对象。但是我们的访谈资料表明：少数肯于进行肛交的小姐，在小姐这个群体中，其实地位较低、没有威信、不能传播该知识与技巧、回头客不多、并非业内老手。总之，她们的肛交往往只是个人的孤立行为，往往并不影响小姐群体的行为方式。嫖客中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性行为，就把这样的人列为首要的干预对象；那么我们就会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极少数人身上，可能会削弱对于所有人的干预。
反过来看：那些靠拢老板、姿色出众、人缘好、会拉客、资格老的小姐，无论她们自己在性行为中使用还是不使用安全套，都会成为其他小姐的榜样。尤其是在知识处于“口口相传”状态的小姐人群中，她们更会发挥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尤其是，以往常常是把老板、吧哥等性产业的管理者仅仅作为“看门人”或者“关键人”来看待，往往是试图通过他们去接近小姐，然后再去改变小姐的性行为。可是我们的访谈资料显示：这些管理者的“纯粹的经营行为”实际上本身就在严重地制约着小姐个人的性行为方式和安全套的使用。
说到底，性产业是一种有组织的现象。因此，不但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性行为都不可能是单纯的“性的”行为，而且任何“经营管理”也不可能是“非性的”或者与预防无关的。
我们的主张
因此，我们的要点是：反对过去那种仅仅按照性行为方式来划分“风险程度”，然后再按照“该人在性行为中的风险程度”来确定谁是首要干预对象的做法。
我们主张：应该超越“性的行为”这个单一的框框。我们应该把性产业看作是一个有机运行的整体，而任何“性行为”只有被放在这个整体中来看待，才具有现实意义。否则，“卖淫嫖娼行为”就会被混同于“一般人的一般性行为”。这样，我们所进行的针对性产业的干预工作也就会无的放矢或者离题万里。
因此，我们主张把性产业中的“组织行为”，作为我们划分“性病风险等级”的标准。
也就是说，无论是谁，无论其“组织行为”离“性”有多远；只要是不利于安全套的使用，我们就把该行为确定为“风险行为”，把其人作为“干预对象”，然后再划分等级。反之，只要是有利于安全套的使用的人和事，哪怕与“性”无关，哪怕仅仅是当事人的牟利行为，我们也统统作为干预工作的“当地资源”，然后也划分等级。
“分级”的标准
1、 管理者（老板以及老板所雇佣的吧哥或者任何形式的帮工）是否有“后台网络”或者“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 管理者是否严密控制小姐的人身自由和一切行动？是否强制小姐集中居住？
3、 管理者是否在小姐当中培植亲信，或者小姐中是否有人自愿充当管理者的帮凶？她对其他小姐的作用是否巨大？
4、 管理者是否把经营性产业作为“短期行为”看待？
5、 嫖客中的常客、回头客、以及具有相对高级的身分的人，所占的比例有多高；尤其是这些嫖客与管理者的关系“铁”到什么程度？
6、 社区中其他人对小姐的歧视、排斥程度如何？
7、 小姐中的“领袖人物”的特质如何？与其他在小姐的共通性、亲合度如何？
8、 与其他行业和其他地方的性产业相比，小姐的相对贫困程度如何？
9、 小姐中普遍的“从业倾向”如何，是“临时观念”、“流动意识”还是“职业化”？
一般来说，上述9个方面越是倾向于“是”，那么该性产业中的预防意识与安全行为就越少，因此其风险等级也就越高。反之，越是倾向于“不是”，则风险等级越低。
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把上述9个方面分别打分，按照3级、5级、7级都可以；然后求出9个方面的算术平均值，就可以分级了。当然，本课题组还进行了加权平均计算，但是由于该方法过于复杂，而且依赖于对定性资料如何进行量化，因此这里不再讨论下去。
就本课题所调查的3个红灯区而言，如果采用5级量表，那么第一个地方的算术平均得分为1.2分。这表明，虽然该地的性产业规模并不小，公开程度也不差，但是它的“性病风险等级”其实很小。第二个红灯区的得分是3.3分，已经超过了平均值。这表明，虽然它在性产业的各个“显象”上都与第一个红灯区差不多，但是其“性病风险等级”实际上要比前者大得多，可以模糊化地视为是前者的一倍半。第三个红灯区的、则得到4.1分。也就是说，虽然走马观花地一看，第三个与第二个简直就是别无二致，但是第三个红灯区实际上非常危险，而且超过本课题组眼界之内的任何一个其他红灯区。
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干预工作的统筹来说，只有首先作出这样的基本了解与判断，才能避免“平均主义”和浪费资源。
（二）分度干预
背景一
针对“性病风险行为”的不同等级，我们所采取的干预工作，在强度上也应该是不同的。这首先表现为干预的具体方式，就是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教育。
但是就我们所知，目前的一些干预工作还没有考虑到这割“干预强度”，因此出现了某些不适当的做法。例如，对于我们所调查的后两个红灯区，如果仅仅采用发宣传品、集中讲授预防知识这样的做法，就远远不够，就无法突破该两个红灯区在组织形式上的重重障碍，无法把知识真正传达到小姐和客人，也就无法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反之，如果在我们所调查的第一个红灯区里这样做，又有过度之嫌。因为那里已经形成了完善有效的社区组织，如果我们绕过这个组织自己单搞一套，反而会削弱干预的效果。
背景二
在与性产业有关的各色人等里，首先地和直接地针对什么人进行干预，也是“干预强度”的重要方面之一。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直接针对小姐所进行的干预并不一定就是强度最大的。在许多情况下反而是强度最小的。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红灯区里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如果是自由雇佣制度，那么当地社区和管理者都很少抵制针对小姐的直接干预，因此，干预强度的大小就表现为直接干预嫖客的程度如何。反之，在我们所调查的后两个红灯区里，只有针对各种管理者进行的干预才是强度最大的。
我们的主张
我们反对那种不分具体对象是什么人、仅仅根据干预工作者自己的投入“力度”来划分“干预强度”的想法；更反对那种认为越是声势浩大、越是铺天盖地，干预强度就越大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对于干预工作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肯于投入什么和投入多少，而是我们所干预的对象客观上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干预强度”，一定要根据当地性产业的组织形式与组织行为的不同，根据干预对象不同的接受程度，分别地、一个一个地来讨论。也就是说，是对象的“需求”决定着“干预强度”，而不是我们的“供给”。因此以下我们将使用“所需的干预强度”这样一个术语。
“分度”的标准
1． 是否必须采用各种“私下交往”和“非正规疏通”的方式，首先地和主要地打通和说服当地性产业的“团伙”或者“领袖”？例如在保证不损害其利益的前提下，促进“老大”或者“后台”给与接纳。
2． 是否必须动用各种形式的“行政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例如通过卫生检疫工作，强制执行某些新规定？
3． 是否必须专门针对嫖客采取直接的、针对性极强的干预，否则就无法实现干预的预期效果？例如在性产业场所强制派发或者销售安全套等等。
4． 是否必须在一般的预防宣传之外，着重去改变该社区内的整体性文化气氛？例如减少对于性病艾滋病的盲目恐慌、减少对于小姐的非理性认知和歧视等等。
5． 是否必须针对性产业的各种管理者，采用私下的、个人交往式的“同伴教育”？例如通过交朋友，向他们传授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启发其良知等等。
6． 是否必须在全社区的范围内、针对所有人，进行大张旗鼓的知识教育和预防宣传？例如造声势、铺摊子、串门入户、图像演示等等。
7． 当地是否有现成的、被上级和公众普遍认可的、针对小姐或者性产业管理者的、形式各异的组织？例如“工会”、帮派、价格联盟等等。如果没有，则干预强度就上升。
8． 如果针对小姐们仅仅进行一般的预防宣传和教育，是否仍然不足以达到预期的干预效果？例如发小册子、讲课、放录像之类的一般化工作。
9． 是否根本就无法在小姐中采用私下的方式进行干预？是否无法进行“同伴教育”？
在上述9个方面中，越是倾向于“是”，那么“所需的干预强度”也就越大。或者说如果干预强度不够大的话，就很难实现干预工作的目标。反之，如果这9个方面越倾向于“不是”，则所需的干预强度也就越小。
针对一个具体的红灯区或者一个性产业场所，我们可以给每一个方面按照3级、5级或者7级来打分，再求出算术平均值，就可以判断我们在当地需要多大强度的干预工作。
就本课题组所调查的三个红灯区而言，第一个得2.0分，第二个得4.3分，而第三个则得3.6分。这就是说，虽然第二个红灯区的“性病风险等级”低于第三个，但是它所需要的干预强度却超过了第三个红灯区。这主要是由于在第二个地方存在着“团伙”和“领袖”，而且他们及其“后台”极端排斥任何干预工作，即使采用“私下方式”或者“行政手段”也很难突破。反之，第三个地方的性病风险等级虽然更高，但是那里的业主与管理中却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也具有些许现代经营意识，因此无需很高等级的干预，就可以实现干预目标。
我们认为，对于干预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而言，只有把“性病风险等级”与“所需的干预强度”结合起来考虑，才能事半功倍。
（三）对这三个红灯区进行干预的假想设计
第一个红灯区A镇
总则：主要针对小姐和客人，进行轻度干预。
1． 所需人员类型：专业卫生防疫人员。
2． 所需人数：6人。
3． 工作时间：三次，每次5天，间隔一个月。
4． 进入现场的方法：A.通过当地业主的正式组织；B.直接找小姐和客人。
5． 干预方式：A.首先进行私下交往；B.然后发展“同伴教育”；C.最后进行小姐与管理者的“联谊”。
6． 具体手段：不搞一般化的宣传教育，不发宣教材料，而是：A.个别咨询；B.实例讲解；C.直接设点，直接提供治疗服务。
7． 主要障碍：A.小姐的预防知识与实践已经较多，可能缺乏参与的积极性；B.当地政府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灵活政策。
8． 格外需要注意：客人“有头有脸”，必须高度“温柔”与“陌生”。
第二个红灯区C区
总则：主要针对管理者，进行高强度干预。
1． 所需人员类型：社会工作者为主，附以专业卫生防疫人员。
2． 所需人数：8人。
3． 工作时间：四次，每次一周，间隔一个月。
4． 进入现场的方法：A. 主要突击“老大”； B.策动“帮工”说情；C.采用“行政手段”。
5． 干预方式：A.首先造声势；B.然后进行“普遍教育”；C.最后进行小姐的生活。
6． 具体手段：宣传教育，发宣教材料，尤其是：A.向老板传授现代经营意识；B.帮助他们分析利害得失；C.从免费发送安全套做起。
7． 主要障碍：A.当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实力强大；B.小姐基本上没有起码的配合愿望；C.社区气氛不利于干预工作。
8． 格外需要注意：A. 不曝光；B. 不影响生意。
第三个红灯区B镇
总则：主要针对小姐和管理者，进行中度干预。
1． 所需人员类型：专业卫生防疫人员与社会工作者各半。
2． 所需人数：6人。
3． 工作时间：三次，每次6天，间隔一个月。
4． 进入现场的方法：A. 分别说服管理者； B.以点带面地接触小姐。
5． 干预方式：A.不造声势，只用口头讲解目的；B.首先给管理者集中上课；C.最后进行小姐的生活。
6． 具体手段：少发宣教材料，多组织上课与放录像；尤其是：A. 从免费发送安全套做起；B.着重预防宣传，少干预组织行为；C.最后给小姐上课。
7． 主要障碍：A.管理者惧怕“扫黄”，会长期猜疑干预的目标；B.小姐的配合愿望不强；C.“帮工”的协助作用不大。
8． 格外需要注意：A. 避开“扫黄”时段；B. 不在不同场所之间传播“成功经验”。
七、 操作中的具体建议
人员的挑选（并不排斥其他人）
最佳个人条件：女性、中年、高文化、善交际、漂亮。
最佳知识结构：预防医学与社会科学都懂。
最佳医学背景：在性病、妇产科中都有临床经验。
参加者的自我准备：培养“平常心”
1. 审视自己的内心，确定自己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2. 使用角色扮演法进行脱敏，最好能够达到“共情”
建设队伍
无论领导者还是参加者，都应该是专职、长任、有兴趣、有收获。
（三）对象化的策略
（四）具体操作建议
首先培训老板娘、妈咪
如果性产业中的“女性管理者”能够具有参与的最大积极性，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发动管理者劝说小姐
老板的话毕竟是比较有分量的，如果男老板、吧哥等在开会或平时，多教点防病知识与意识，效果会比外来者的宣传好得多。这应该当作行业培训的内容之一。在我们的访谈中有些老板娘说她们这样做过，但也有很多不管这些。
找准小姐中的带头人
有一些小姐经常去医院检查，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我们需要通过当地的医院或者诊所去发现她们，培养她们成为积极分子和小老师。
发展“同伴教育”
不少小姐的性病知识是干此行相对时间较长的小姐教的，但一般不会主动教，除非两人关系很好。一般是问了才说。有些小姐做素台会不会转成做荤台，受同来小姐的影响比较大。
充分发挥现有医院、诊所的作用
一些小姐刚来，什么都不懂，也不好意思到处问；到诊所买药，又不知道买什么药，甚至连症状都说不清楚。诊所如能尽量多教授一些常识，平时多聊一些，应该对小姐防病有所帮助。
鼓励客人教育小姐
例如，A镇是一个工作环境相对自由的场所。来消费的客人多是来自成都或者附近县市城里的老板、官员。他们多是文化素质相对高的人，所以对性病的知识比较了解。他们与小姐之间经常互相交流各种疾病知识。
不仅发资料，还要“领读”
不是由于文化程度低，而是由于缺乏阅读习惯，许多小姐收到宣教资料之后也从来不看。因此，在每个场所中，培养、布置甚至强派一个“宣读者”很有必要。
制作和免费发送：
1. 画面为预防知识的麻将、扑克牌、卫生纸、化妆品的外包装；
2. 有故事情节的、以爱情为线索的、穿插少量预防知识的录像片／VCD；
3. 表现男女浪漫情爱的装饰画，在性产业场所内，尤其是小屋内张贴，有利于利用温情来促进使用安全套。
[1] 我们并不试图靠拢“女性视角”或者“女性主义”。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偏见，而是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女性主义”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它恰恰最反对“标准定义”和“思想大一统”。因此，我们根本就不打算给自己贴上任何一种标签，哪怕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也罢。
[2] 我们之所以说B镇和C区仅仅是“准”奴隶制，是因为小姐们毕竟还是有固定工资的。这工资虽然低得惨不忍睹，但毕竟不像奴隶那样彻底无偿。
[3] 至少在澳大利亚，开处的要价是1万澳元，相当于4万人民币。也许，在那里是“物以稀为贵”吧。
[4] 按照工会的组织原则，一个镇是不能组成单独一个行业工会的，所以我们估计，在A镇所在的那个县，所有地方的娱乐业都组织了工会，然后再组成全县的行业工会，再直属县里的总工会。可是姜老板坚持说，A镇的这个工会是直属县总工会的。我们原来准备到县里调查另外一个红灯区的时候，把这个情况搞清楚。但是在县里被禁止调查之后（详情参见本项目的最后一章），工会的事情也就无法去了解。
[5] 民谣曰：“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沟通就是行贿。”
[6] 民谣说：“领导来了怎么办？找个桑拿涮一涮。洗完桑拿怎么办？叫个小姐按一按。小姐按完怎么办？吃个药片（“伟哥”）干一干。干完之后怎么办？打个白条算一算。”
[7] 尽管有人提倡在吹箫中也应该使用安全套，但是与肛门性交和阴道性交相比。不戴套的吹箫毕竟要安全许多，因为在口交中，双方同时发生皮肤或者粘膜破损现象的可能性更少，更不容易造成体液的交换。